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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张源《茶录》中说：茶铫，金是水之母，银则刚柔兼备，味道不咸不涩，是用来做茶铫的最好材料。茶铫的中间一定要穿透，以便能透过火气。（以上不见于张源《茶录》，而近于许次纾《茶疏》）茶瓯，以白瓷为最好，蓝白色的次之。
明代闻龙《茶笺》中说：茶，山林隐逸之人，所用茶铫以白银制成也不可能，何况用黄金制作茶呢？如果就使用长久而言，还是用铁制作的为好。
明代罗廪《茶解》中说：茶炉，用陶器或者竹子制成，其大小要与茶壶的大小相称。凡是贮藏茶叶的器具，一定要始终贮藏茶叶，不能改作他用。
明代李如一（名鹗，以字行，又字贯之，江阴人）《水南翰记》中说：韵书没有字，今人称盛茶、酒的器具叫做。
《檀几丛书》中说：品茶所用的茶瓯，以白瓷为佳，所谓“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其形制适宜小口而中间部分较深，这样能使茶色漂浮而香味不散。
明代黄龙德《茶说》中说：饮茶器具精致洁净，茶就会因此而增添光彩。至于当今苏州的锡壶、宜兴出产的时大彬紫砂壶、开封出产的锡铫、湘妃竹所制成的茶灶以及宣德窑、成化窑所出产的茶盏，无论高人隐士、诗人词客，还是贤明的士大夫，没有不倍加珍重和宝爱的。就是说自唐宋以来茶具的精致，也未必有当今如此雅致的。
明代张大复《闻雁斋笔谈》中说：茶叶采摘之后，其自然之性一定要借阳光散发开来，并且遇到作为知己的水。但是，不经过茶灶、茶炉烹煮，也达不到最佳效果。所以说，饮茶是一种富贵之事。
明代乐纯《雪庵清史》中说：甘测的泉水容易变形，如果不是用金银器盛起来，那么其味道必定冲破茶具的局限而散发出来。宋代有人赠送中泠泉给欧阳修的，欧阳修惊讶地说道：“先生您本来是贫寒的士人，为什么还要奉送如此厚重的礼物呢？”然后徐徐观察所馈赠的茶具，于是说道：“水味穷尽啦！”唉！诚如欧阳修先生所说，饮茶乃是富贵的事情。曾经考察宋朝的大小龙团茶，创始于丁谓，成于蔡襄。欧阳修听说后感慨道：“君谟作为一个士人，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苏东坡有诗写道：“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由此可见，丁、蔡二人对于茶的声誉又败坏很多啊！因此，我面对茶瓶而有所感触。
茶鼎，是炼丹和煮水的地方，那些在明月之涧和白云之龛所出产的茶品，经过茶鼎的烹煎，可以涤烦消渴，其功用确实不在灵芝、白术等养生妙品之下。然而，如果没有泛乳花（烹茶时茶盏上所泛的浮沫）、浮云脚（盏面所浮的蒸汽），那么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用什么伴随野语清言？啊！鼎对于茶事的功用太大了！因此，唐代皮日休有“立作菌蠢势，煎为潺声”的诗句，刘禹锡有“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的诗句，宋代吕居仁有“浮花原属三昧手，竹斋自试鱼眼汤”的诗句，范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的诗句，罗大经（字景纶）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的诗句。啊！鼎对于茶事的功用是太大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叹赏卢仝的“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杨万里的“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脚鼎”，像这两位先生，差不多可以无负此鼎了。
明代冯时可《茶录》记载：芘莉，也叫做，就是茶笼。牺，就是木勺，也就是茶瓢。
《宜兴志》记载茗壶说：陶窑分布于蜀山的周围。蜀山又叫做独山，苏东坡居住阳羡的时候，认为这里很像蜀中的风景，改名叫做蜀山。如今山顶还建有东坡祠进行祭祀，因为制陶的烟雾飘来熏染，东坡祠的建筑尽呈黑色。
冒襄（字巢民）《茶汇钞》中说：茶壶，以小巧为最佳，每一个客人一个茶壶，任其独自斟茶品饮，这样才能得到茶中真味。为什么呢？茶壶小巧就不会使香气消散，味道也不会改变。况且茶中的香味，不早不晚，恰在一时之间，太早或者未足，稍缓或者已过，其中的奥妙，清心悦神，品饮自知，通晓其中的变化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完全在于其人的自我体味。
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说：饮茶风尚发展到明代，不再碾成细末、加入香药、制成团饼，这也是远远超过古人的地方。近百年以来，茶壶淘汰了银壶、锡壶以及福建、河南的瓷壶，而崇尚宜兴紫砂陶壶，这又是近人远远超过前人的地方。宜兴陶壶的可取之处何在？就在于它用当地山中的含砂陶土，能够充分发挥天然真茶的色香味，如杜甫《少年行》诗中所吟咏的“倾金注玉惊人眼”，其形制高流也是着意于免俗。至于名家所制作的茶壶，一个茶壶的重量不过数两，其价格往往高达一二十两银子，从而能使泥土与黄金争价。世风日趋浮华，也足以令人感慨了。考察宜兴陶壶的创始，可以追溯到金沙寺的和尚，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另一种说法，是提学副使吴仕（字克学，又字颐山，宜兴人）曾在金沙寺中读书，其青衣小童名叫供春，他模仿老和尚的方法制作陶壶。如今传世的供春壶，色泽如栗子黯然沉着，坚实刚硬，犹如古代的金银铁器；敦厚笃实，形制周正，壶上手指的螺纹隐隐泛起，清晰可辨，可以称得上天下第一了。世人称它为龚春，是不对的。
万历（1573-1620）年间，有四大制壶名家：董翰（号后溪）、赵梁（一作赵良）、玄锡、时朋。时朋即时大彬的父亲。时大彬号少山，他在艺术风格上不追求艳丽妩媚，而以古朴、雅致、坚实、栗色作为特征，工艺奇妙，巧夺天工。于是就在陶艺领域标举大雅遗风，独擅空群之名目。（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此外，还有李茂林（名养心）、李仲芳（茂林子）、徐友泉（名士衡）；又有时大彬的徒弟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名时英）四人；陈用卿（俗名陈三呆子）、陈信卿、闵鲁生（名贤）、陈光甫；还有婺源人陈仲美，所制文玩器具反复镂刻，重叠雕饰，极其细腻，堪称鬼斧神工；沈君用（名士良）、邵盖、周后溪、邵二孙、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字共之）等，也都各有所长。徐友泉所自制的茶壶，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名目。在茶壶上镌刻题款也是从时大彬开始的，运用竹刀刻画，书法娴雅。
茶洗，又叫做漉尘，式样像扁壶，中间加有一个弧形的鬲，底部有细孔，以便于冲洗掉茶叶中的沙尘。茶藏，是用来留住洗过的茶叶的工具。这两种茶具，陈仲美、沈君用都有非常奇异的制作工艺。至于水勺、汤铫之类的茶具，世间也有制作得尽善尽美的，但日常还是以椰壳、葫芦器、锡器最为实用和常见。
茶壶的制作，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适宜弧形拱起而不适宜平面，这样可以使得汤力集中，香气氤氲，才称得上达到了最佳效果。
茶壶如果出现有陈杂气味，就要先用沸水倒满洗涤，并且乘热倒掉，随即浸入冷水之中，也要马上拿出来将水倒掉，这样其元气就可以恢复了。
明代许次纾《茶疏》中说：茶盒，用来贮藏日常所用的零星茶叶，以锡制成，其作用是从大坛中分取茶叶，一盒用完之后再从大坛中取用。（此则不见于《茶疏》，而与张源《茶录·分茶盒》略似）茶壶，往时崇尚龚（供）春所制的紫砂壶，近日则是时大彬所制的茶壶，非常受人珍重和宝爱。因为紫砂壶都是用粗砂烧制而成，正是取其砂不含土气的优点。
仙说：茶瓯，我曾经以陶制成，而不用瓷。用笋壳作为盖子，再用槲叶覆盖在上面，如同箬叶斗笠的形状，以此来遮蔽尘埃。然后以竹架盛起来，无比清幽。茶匙，用竹篾编成，细如笊篱一样，形状与尘世所使用的大不相同，乃是山林隐逸生活中的物件。煎茶使用铜制的茶瓶，不免会有铜锈之味，用砂陶所制的茶铫也嫌有土腥气，只有纯锡乃是五金之母，制成茶铫能够增益茶水的质量。
明代谢肇《五杂俎》记载：宋初福建所出产的茶叶，以北苑为最好。当时上贡给朝廷的茶叶，如果不是中书省和枢密院以及皇帝身边的人都得不到赏赐，而民间也都极其珍重爱惜。例如王东城有一个茶囊，只有杨大年来，才会取出来烹茶待客，其他客人没有敢于奢望的。
明代支廷训《支廷训集》中有一篇《汤蕴之传》，也就是给茶壶所做的传记。
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说：茶壶以砂陶所做的为最好，既不会侵夺茶的香味，而且也没有熟汤气。锡壶有赵良壁所制的也很好。吴中的归锡、嘉禾的黄锡，价格都是最高的。
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说：茶铫和茶瓶，以瓷器、陶器为最好，铜器、锡器次之。以瓷壶注茶、砂铫煮水这样的配置为最好。茶盏，只有宣德窑所出的坛盏为最好，质地厚重，色白莹润，样式古雅。有一种宣德窑的印花白色茶瓯，式样得中，莹然如玉。其次是嘉靖官窑，以茶盏底部中心有茶字的小盏为美。要烹试茶叶，以色泽黄白为好，怎么能容忍青花瓷器变乱其色泽？注酒也是一样，只有纯白色的器皿最为上乘，其馀的品种都不足取。
烹试茶叶，以洗涤器具作为第一要务。茶瓶、茶盏、茶匙等茶具一旦出现铁锈味，就会损坏茶的色香味，所以必须预先清洗洁净才好。
明代曹昭（字明仲，松江人）《格古要论》中说：古人饮茶用，取其容易喝干而不会留滞的优点。
明代陈继儒《试茶》中有“竹炉幽讨”、“松火怒飞”的诗句。[原注：竹茶炉以出产于无锡惠山的为佳。]清代《渊鉴类函·茗碗》记载：韩愈诗中有“茗碗纤纤捧”的句子。
清代徐葆光（字亮直，长洲人）《中山传信录》记载：琉球群岛的茶瓯，表面呈黄色，上面描画着青绿花草，据说出产于土噶喇。其质地略显粗糙而没有花纹，但有作水纹的，出产于大岛。茶瓯之上造有一个小木盖，用朱黑色漆好，下面有一个空心托子，制作颇为精致；另外，还有茶托、茶帚等。只有茶具、火炉与我国大陆稍微有些差异。
清代葛万里《清异论录》中说：时大彬所制的茶壶，有一种名叫钓雪，形状好像一个人带着斗笠在垂钓，但是形制意态自然，没有一点牵强之意。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记载：洋铜茶铫，来自海外。红铜表面烫上锡，器形很薄，重量很轻，精致而且高雅，用来烹茶最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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