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武夷山，正是春茶采摘的季节。连绵的山岭，满目苍翠，春意盎然。漫山的茶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温热的空气里弥漫着茶叶的清新和香润。

    这是大清咸丰二年（1852年）的春天，每年都来买茶的山西商人，在经过了几千里地的长途奔波，一如既往来到了武夷山北麓，江西铅山信江岸边的河口镇。而在二百多里以外，武夷山南福建崇安下梅茶市的行东们，照例是要到河口去迎接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的。

    下梅茶市的行东们，习惯地把这些山西商人称做西客。西客们有钱，做起生意来也很大气，并不是传言中的那么抠门儿。一般情况下西客“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咨所为不问”，自己则留在河口的会馆看着戏耐心地等候；而下梅的行东们则匆匆赶回下梅茶市，开始为西客组织他们所需的货源。待下梅的茶商将集散的茶叶，从下梅运抵河口，西客们则“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西客们从福建崇安买的茶，大部分是要转运到万里之外，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去和俄国人进行贸易。那还是在雍正五年的时候，中俄在恰克图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开始了中俄边境贸易的新局面。由于茶叶是恰克图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于是山西商人开始到福建大量地采买茶叶。

西客赴福建采买茶叶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较早的康熙年间。据有关史籍称：“康熙十九年（1680年），山西茶帮经江西铅山，过分水关，来到下梅和赤石，设栈收购，建厂制茶。”史料的可信度先不去考虑，山西商人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就曾去福建买过茶叶，应该没什么问题。采买茶叶的数量无法考据，但额度应该不会很大。只是到了《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恰克图贸易市场逐渐成熟完善，山西商人才开始到福建来大量购买茶叶。这应该已经是乾隆年间的事情了。若仅从《恰克图条约》签订的雍正年算起，到咸丰年，也有一百二十多年了。西客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数额十分巨大。从最初的几十万斤，发展到了上千万斤。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恰克图的茶叶贸易更是多达一千二百万斤，咸丰元年仍有八、九百万斤。这些茶叶绝大部分来自福建的崇安。

    咸丰二年，西客们又来大批地买茶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是，这竟然成了西客在福建购买的最后一批茶叶。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第二年，太平天国攻下长沙；咸丰三年（1853年）一月攻陷武汉，随即顺长江东下攻陷南京。太平天国阻断了长江运输线路，西客们被迫停止了赴福建采买茶叶的商业行动。在随后的几年里，虽然局势有所稳定但是，由于太平军在福建北部山区一带的活动，致使茶叶产量锐减，茶叶收购价格也随之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又由于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筹措军饷，实施厘金制度，逢关纳税，遇卡征厘，茶叶贩运成本大大加重。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下，无奈的西客，开始将购买地转移到了湘鄂一带。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福建购买过茶叶。当然，这也让茶叶转运路程缩短了将近一千里地。 

下梅是武夷山南麓，崇安县的一个小村落。因位于梅溪的下游，故称为下梅。

    早在康熙年间，下梅的邹氏家族经营茶叶成为富绅，于是下梅也成了崇安地区著名的茶市。据民国《崇安县新志》记载：“下梅邹姓原籍江西之南丰。顺治年间邹元老由南丰迁上饶。其子茂章复由上饶至崇安以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民宅七十余栋，所居成市。……武夷岩茶为茶之总称后，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