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西客的买茶，再来说说下梅茶商。每年春天，下梅茶行的行东都要亲自到河口去欢迎远道而来的西客，这里面除了下梅茶商的热情好客之外，西客买茶的数额巨大，自然成为下梅茶商“至河口欢迎”主要原因；另外，山西商人在买茶生意中的诚信和雄厚的购茶资本，也是下梅茶商愿意亲赴河口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西客买茶的数额巨大，巨大到什么程度？西客究竟在福建崇安购买了多少茶叶？从恰克图的对俄茶叶贸易情况来看，据不完全统计，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每年约30万斤；雍正十三年（1735年）约为33.6万斤；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增加到了43.7万斤；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又增为80万斤；乾隆后期，每年不下200万斤；嘉庆五年(1800)，又增加到250多万斤；嘉庆七年（1802年）约为151.2万斤；嘉庆十五年（1810年）约为252万斤；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上升到450万斤。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进入空前繁荣时期，道光十年（1830年）达470万斤；道光十七年到十九年（1837年—1839年），平均为700多万斤。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增至1075万斤；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140万斤；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176万斤；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高达1243万斤；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974万斤；道光三十年（1850年）1000万斤。到了咸丰初年，卖给俄商的茶叶一年仍多达900多万斤。这些茶叶中的绝大部分是来自福建的崇安地区。

    庄国土在《鸦片战争前福建外销茶叶生产和营销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文中，对崇安地区这一时期茶叶的产销情况做了基本估算：鸦片战争前……输俄茶叶10万普特（336万斤）。……闽北茶叶产量可能有20-30万担（2000-3000万斤）；道光年间，闽北茶叶产量是42万担（4200万斤），除极小部分本地消费外，绝大部分闽北茶叶都是商品茶。若以内销茶每担12两价格作为参考系数，鸦片战争前每年闽北茶的交易额当在白银200万两。

    根据庄国土估算，在雍正至道光的一百多年中，山西商人平均每年买走茶叶10万普特（336万斤），送来白银40多万两。收购量大约是崇安地区茶叶产量的七分之一多；而道光年购茶的数量则是当地茶叶产量四分之一，送来白银160多万两。如此大宗的茶叶生意，下梅的行东当然是要亲自到河口去欢迎了。

    另外庄国土的文章中还提到了茶叶收购的“预先支付制度”问题：“……为确保茶叶收购，预先支付制度就应运而生。……向行商购买当季茶时，（须）向行商预定下个贸易季度购茶数量并预付货款。……要预付购茶额的50％-80％现款。……行商将预付款之一部或大部向茶叶批发商订购茶叶，或直接到茶区向当地茶庄订购。茶商茶庄再预支给山户、厂户、茶农茶款，作为山户、厂户栽培、加工茶叶资本。商人资本支配茶叶生产，通常能使茶叶供应以购销合同的形式保证其质量和数量。”

    衷干说，西客“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他知道的仅仅是山西商人投入茶叶贩运中的一部分。据徐珂《清稗类钞》的统计，在恰克图的对俄贸易中，山西商人投入的资产少则三五十万两，多则七八百万两，有些商人的资产甚至超过了千万。山西商人茶叶贩运过程中，通常是准备好了四倍于茶叶价格的资本：一份用于当季茶叶的款项；一份用于茶叶的运输和税收；还有一份是货物积压的成本，另外就是预付行商的茶叶订购款。为了保证质量和数量，山西商人一般都会全额预付购茶款。这也是让下梅的行东十分高兴地事情。而且“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咨所为不问”这样的行商作为，肯定赢得下梅行东的喜爱，亲自到河口去欢迎，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