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延平半岩茶趋步入贡
“茶出武夷，其品极佳，宋时制造充贡，延平半岩茶次之”。延平半岩茶同属建茶范畴，宋时品质仅次武夷，故御茶园里贡，明初，半岩条取代武夷茶，而为明朝贡品。延平贡茶产地半岩，在三千八百坎中段的蓼地，据周亮工《闽小记》记载：“前朝（指明代）不贡闽茶，间有采办，皆剑津教地所产”。据茂地乡的《叶氏族谱》谓“今茂地古称军地，属梅南里，在城北40里，今茂地及其附近的茨坪、半岩、里岩，外岩皆产茶，尤以品质优良著称”。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南平就开始制茶人贡，其产地为“剑浦（指南平）、将乐、顺昌、沙县、尤溪五县，延平所产的“石乳”，“清平可鉴，风韵甚高，凡十色，皆宜和二年门(1120年）所制。其时，延平石乳已列入北苑贡茶录，为贡茶纲之一。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南剑州的剑浦，土贡茶110斤，同时有剑浦，雷大熟、蒙洲、游坑、汾常五座茶焙”。
清道光年间（1821—18SO年）茂地半岩茶倾销国内外市场，出口量12O00多担。光绪年队（187—1892年）茂地、里村、王台、大历、岚下、大洋等地遍布茶山。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俄商曾在延平创办第四、第五砖茶厂二座，年产红砖茶2000多担，运销俄国及东欧市场。
民国初年，因茶商唯利是图，茶叶掺假现象严重，以致信誉不佳，茶叶滞销，茶厂相继倒闭，茶园荒芜，普遍村庄毁茶栽杉。此后十余年，南平半岩茶在国内外市场销声匿迹。
七、乌龙茶脱胎于建茶源出于武夷
乌龙茶的诞生，也象其他茶类一样，很难说清它的具体时间，但它不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源远流长；应该说，它是脱胎了历史上最早的茶类，从中演化而来。茶叶专家张天福在他的《福建乌龙茶》一书中说：“乌龙茶的起源可能由宋代建州龙团凤饼演变的。明朝洪武初（1368年）罢造龙团改制散茶，制法相应改革，品质不断提高，香味浓郁，色泽偏乌，可能因此而标名为乌龙”。
明朝景泰年间（145—1455年）武夷御茶园罢贡之后，茶山荒芜，茶树枯荒，官茶衰落民茶兴起，茶树的栽培向三坑两涧转移，从此后武夷岩茶渐兴，茶农首创乌龙茶“做菁”新工艺、师承北苑'真香’，发展形成乌龙茶独特香气。
福建自唐代有了茶叶生产以来，武夷山一直是全国瞩目的茶产地，而乌龙茶是承袭武夷茶制法而创新。主任在《乌龙茶发展史品饮艺术》中关于乌龙茶的起源时说：“迄今我们见到的叙述乌龙茶制作方法的最早文字史料，以1717年曾任崇安县令陆廷灿所著《续茶经》所引了草堂《茶说》最为明确”。这就说明乌地茶的起原与武夷茶叶生产有着历史渊源的联系。
明末清初，武夷岩茶的特点和炒制方法，《续茶经》引王草堂的《茶说》是这样论述的：“武夷茶自谷雨采至立夏，谓之头春。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候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片，只蒸不少，火焙而成，松罗、龙井，皆炒不培，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鹿（摇动），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培，复拣去老叶及枝蒂，使之一色。”烹之天然真味，其色不红。《茶说》所述，完全是武夷茶延伸演化成武夷岩茶（乌龙茶）至今始终未变的传统技艺。这些记载与当今乌龙茶制法及品质的“三红七绿”的要求是相同的。由此证明乌龙茶制法，在王草堂《茶说》之前，在茶叶生产上已广泛应用，而且有一定流传时间。陆廷灿《续茶经》在1734年，其引用《茶说》当然更早。《茶说》总结性地对武夷岩条初制工艺的概括，其形成时间应更早于文字。有说乌龙茶是1837年由安溪苏龙移植于建瓯•以“苏龙”与“乌龙”谐音命名的茶树品种制成的，从时间上已晚于《续茶经》100多年。又有说乌龙茶是安溪人到武火山制造的，众说不一，传说出传说，事实胜于传说。
足资佐证乌龙茶起源于武夷的文字资料，更有明末清初在武夷山为僧的闽南籍僧人释超全，原名阮〓锡（1625—1711年）的《武夷茶歌》和稍后的《安溪茶歌》。武夷茶歌》说：“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晴天北风吹。若遭阴雨风南来，香色顿减淡无味。近时制法重清，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鼎中笼上炉火温，心闲手术工夫细。”释超全所述的武夷岩茶不但其制法与现代乌龙茶制法相似，而且鲜叶原料也是俟嫩稍生长形成驻芽（粟粒芽）时采摘下来，其制成的茶比过去更为品质优良，更为清水（方言：好的意思）。说明乌龙茶类至迟在十七世纪中后期就在闽北武夷山形成。
乌龙茶类中的武夷岩茶是在鲜叶适制性的基础上，采取细微的复杂的技术措施，创造出半发酵的“绿叶红镶边’他岩茶。在色香味上具红绿茶之长，制成具有岩骨花香的优质岩茶，为其他茶类所望尘莫及的。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东印度公司首次从澳门收购建茶，经爪哇输往欧州试销，几十年以后，武夷茶风靡英伦三岛。1762年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在《植物种名》书名，用Bohea（武夷变种）代表中国茶。几十年后，茶叶竟发展成为欧人日常必需的饮料，并“以武夷茶为中茶之总称，且〓〓乎由域中而流行海外，武夷遂辟一新纪元矣”，由于武夷茶名扬四海，销量剧增，此时“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送伤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武夷茶在外销市场销量日益扩大，供不应求，安溪茶农施展他在武夷学得的制乌龙茶的技术，于是仿照岩茶的制法，造制乌龙茶，一时真伪难辨。同时，闽南和广东的茶商竞相在闽北的建欧、水吉、武夷山、赤石等地，买山设庄、人山收购毛茶，运回闽南再加工，甚至经拼配成各有特色，各有销路，各有牌号的商品茶，畅销南作各地。
乌龙茶制作工艺，大约在1670年从闽北经沙县传入闽南，于是“溪茶送伤岩茶样”，安溪乌龙异军突出，达到真伪难辩的地步，外国轮船驶人泉州地官方以奇货可居，独揽了乌龙茶外销，一时岩茶难得，将澳荣与岩茶拼配外销，逐渐在安溪发展茶户，于是安溪乌龙与闽北乌龙并驱，溪茶与夷茶遂形成福建乌龙茶两大产区，总之，建茶之乌龙茶类诞生，促进南北两大茶区的发展，以及相继向广东，台湾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八、五口通商促进建茶的繁盛
情道光年间（1821—1850年）瞄着五口通商，海运开禁，对外贸易的商品经济开始冲击我国千百年来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作为占有福州、厦门两大通商港口优势的福建，其茶叶生产在通商贸易不断扩大的形势下飞速发展，走向繁荣昌盛。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的1843—1859年福州口岸茶叶出口数量及在全国所占比例中的1895年茶叶总出口量110915200磅，福州口岸出口 4659400磅，占总出口量42％。再据海关资料的记载：光绪四年（1878年）福建茶叶出口量达80多万担，约占当时全国年出口总量的二分之一。当时闽北乌龙茶与红茶、绿茶、白茶等花色品种，在对外通商的历史潮流中，齐头井进。
在五口通商的有利于茶叶贸易条件下，乌龙茶生产规模逐渐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建茶主产区的崇安武夷及建伍水吉及附近区域，由于当时武夷处古驿道的格扭，既为外省“人闽之孔道”，也是福建南来北往之必经道路、武夷赤石便成为建茶——乌龙茶、红茶、绿茶的集散地。1818年，清政府规定建茶必须从陆路运销，经江西运往广州出口。1838年从广州出口的建菜达1．5万吨。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打到江苏、江西一带，传统运输线中断，外国茶商曾千方百计谋求开辟福州菜市，想借此打破广州茶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的目的。福建巡抚王懿德奏请“由海运招商赴崇（武夷山市）运茶至省，听洋商贩运出口”。从此，闽北山区生产的茶叶基本改道由福州出口，茶市从广州改为福州，武夷茶可顺闽江干支流而下，运输费用大大降低，因而降低成本、提高了利润，引起了“种茶热”。郭柏苍《沁泉山馆诗》云：“年来通商号令行，穷黎遍亭茶山利。高阜小山恣铲除，百万〓田一朝弃。”崇安《五夫子周志》载：“道光咸丰之示，人皆种茶”。“清季五口通商，民竞业技”。《建瓯县志》：咸丰同治间，里之钟山（北苑遗址），“复有客氓至此开垦，普及茶区”。邵武县“自咸丰初年开种茶山，汀（州）广（州）江西客民群焉革集。政和“初无多茶，自洪杨乱（太平天国起义），始谋布种。”延平、顺昌“咸（丰）同（治）年间，无论大乡小乡，十家有二三家有茶山”。总之，闽北各地自清咸丰以后，茶山大片的开辟，茶树“漫山遍野，愈种愈多。”各郡伐木为坪，且废〓田，估茶取利，五夫子里亦成了崇安生产茶叶专业区。桐本正山小种的主要产地，居民咸以茶为业。茶产区以武夷山扩大到全闽北，宣统二年（1910年）全区茶树面积61940亩。
十余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闽北茶叶出现了乌龙茶三个品系齐头并进的发展之势。其一，武夷岩茶从原有的单株选育成名丛，除内桂茶之外，有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等名丛，以及引进的水仙、奇兰、桃仁等良种，肉桂成为武夷岩茶之上品。其二。匝宁禾义里大湖发现的水仙良风发展至建欧南雅的“南路水仙”。其三，当地的工夫茶，“建欧所出功夫茶年以数百万计，实超过宋代而过之。”为武夷岩茶尤甲于全省，前清光绪中年，崇安茶叶之输出者，有茶有 60万斤，价值 20万元，占崇安县对外贸易的首位，当时全县有岩茶厂 111余家，家庭小型的有千家。范行茶庄仅赤石与庄村就有85家。
民国元年（1912年）至十年（1921年）有茶输出 30万斤，平均价值50万元，红茶10万斤，价值15万元之谱。民国十年（1912年）至十五年（1926年）青茶20万斤、红茶10万斤闽北之 茶，由福州帮、漳厦泉等帮。向崇安、建阳、建欧、政和、邵武等地采办。销售南洋、安南、泰国（以上青茶）英、俄（红茶），凡垦殖贩运者，多为本地人，此中因享其利而起家比比皆是，崇安下梅邹茂章资本不下百万，故有“金崇安”之称。
清咸丰年间门(1816年）詹盛斋开设金困茶庄于建瓯，经营乌龙茶、以其茶叶色泽细润，香味醇厚，著称海外。1910年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上，金困、泉阳、同芳星等茶庄茶品获“金质奖”。1914年巴拿马万国展览品赛会，詹全囫茶品获一等奖，杨瑞圃、李泉丰茶品获二等奖，从此，建茶出口蒸蒸日上，品质渐优，国际茶市上建茶声誉大振。
1872—1877年，俄商在南平、建瓯、南雅、三门、太平等地设“砖茶厂”。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单1877年俄商从建宁府（闽北）携带口子税单运往福州出口的砖茶为3505担，嗣后建茶之“南路水仙”出，并采用拼配新法调和茶味，建欧茶业再兴，仅建欧城关有小型精制茶厂30余家。
1917年伦敦茶市关闭，建菜销售额直线下降，茶叶市场一步一步缩小，茶叶生产一度频于绝境．幸好民国初，福州花茶销路渐渐转好，闽北的建匝、政和、建阳也相继管制花茶，花茶出口成了福建茶叶出口的支柱，挽救了建茶，使之生产逐渐恢复。
抗日战争爆发，出海口岸被封锁，出口最再次下降，1941年福建出口社为 16．6万多担，渐渐降为年产十均仅4万担。?
民国27年（1938年）九月福达农业改进处茶叶改良场来命由福安迁崇去并设办事处于武夷山麓的赤石。1939年省贸易公司与中茶公司合组办示范茶场，设厂于赤石金山，资本100万元，积极改良闽北茶业工作，由于战事海运禁通，原茶无法出口，该场经营了二年另四个月停办。
1942年10月，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接收该场，由当代茶圣吴觉农与一批茶叶专家组建“武夷山茶叶研究所”，主要任务是从事“茶树育种、栽培，茶叶生化研究”。1945年11月，虽被政府下令停办，但为武夷山茶树良种的繁育与推广，恢复发展建茶奠定了基础。据1934年福建省统计室调查，1941年武夷岩茶产量约为400320斤，比前略有起色，可惜昙花一现，经二三年复又衰落。
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开始，闽北茶叶没有喘息的机会•茶座倒闭三分之二，大片茶园芜荒，茶农破产边条又经历艰难，直到解放前夕，以武夷岩茶为上产的注茶一落千丈。
旧社会留下的建茶兴衰史，新中国成立之后，经人民政府的扶植、垦复、技术革新，以及茶叶价格的利农政策，建茶又欣欣向荣，扬名海内外，新的建茶史有待谱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