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茶政管理
唐末至宋朝，武夷山一带除向朝廷上交贡茶外,还按照朝廷规定的榷茶法，实施对茶叶的征税、管制和专卖等茶政管理。茶农租用官家公有的茶山栽植茶树，每年春天制茶卖给官家，茶价由官家规定，茶叶购销由官家垄断。“榷茶法”法度严，只准茶农将茶叶卖给官家或指定的代理商，随便贩卖要处罪。官家指派的代理茶商只能在指定地点按划定数量收购茶叶，并在指定地点销售，其中绝大部分还应销售给官家。此外，还大量收购民间散茶，由官府储备，以便运往边境向邻国交换马匹。官家实际上控制了茶叶运销的过程，垄断了茶市贸易。武夷山实行这种榷茶法在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叶嘉传》里曾经提及。文中说到叶嘉曾向皇帝“进三策”，“其一曰榷天下之利，山海之资，一切籍于县官行之，”结果是：“一年财用丰赡，上大悦……”榷茶法始于唐建中元年(780)。当时初征茶税，不久就告停止。唐贞元间(785～792)重新征收茶税。唐大和九年(835)，官府令茶户将茶树移植于官场,茶叶的产销至此全由政府垄断。
宋初规定，官府把种茶的本钱发给茶园户，并规定茶叶采制后交给官府专卖。天圣时(1023～1030)停止官府给茶园户本钱的做法，嘉祐时(1056～1063)，改向茶园户收租，向商人征税。崇宁元年(1102)朝廷实行蔡京主张的“茶引法”。商人交纳茶价和税款后领取茶“引”(即茶商运销货物的凭证)，凭引卖茶。运销茶叶数量和销茶地点都有限制，是政府统制下商人专利的办法。
元代，取消茶马交易，榷茶制度与宋朝相同。大德六年(1302)起，朝廷在武夷山创立皇帝焙局，派监采官每年制造贡茶5000饼(约250斤)。同时，大量收购民间散茶。当时，商营茶庄在建阳、建瓯、崇安就有10余家。至元十七年(1280)，朝廷实行摊派茶税的表配法，茶税向茶园户摊征。至元二十年，恢复实行茶引法，随后又于茶引法之外增行“茶由”，征收零卖茶税。由于官府对茶园户进行层层盘剥，茶农苦不堪言，纷纷反抗,甚至破坏茶园逃亡他乡。明洪武元年(1368)，恢复茶马交易，以茶叶换军马以巩固边防。至洪武二十四年，茶政管理沿用旧法，对茶农实行派贡制，对茶商行使“茶引法”。当时武夷贡茶为548斤。明万历《建宁府志》载：明初建宁府岁派上供茶1856斤，其中建安县上供茶1308斤，崇安县548斤。崇安县上贡武夷茶占建宁府总数的29％，而建宁府上供茶数约占当时全国供茶的一半，由此推断，崇安上供武夷茶约占当时全国供茶的14.7%。明洪武二十四年，朝廷下诏：“建宁岁贡上供茶，听茶户采进，有司勿与。”从此贡茶数量渐减，至永乐元年(1403)之后已不见派贡记载。[FS:PAGE]
清朝，武夷茶少量进贡，品种有正山小种和松制茶。在茶管理上仍沿袭明代做法，实行“茶引法”并向民间大量购买茶叶，运往边境，称为“官茶”，作为与西方邻国互市之用，即以茶叶交易马匹。清末，崇安县根据清廷的规定，向茶商收取茶税。
民国初年，崇安县根据北洋政府的规定，向茶商收纳茶税，税收有正税、杂捐、厘金、出口税等项。民国20年(1931)，民国政府免征出口税,并裁去茶厘，但崇安县政府仍用地方杂税的名目征收。民国21年起，茶政管理主要有茶税征收、山价管理和茶叶贷收。茶税有省税、县税之分。省税为特种营业税，县税为地方税。茶叶特种营业税在茶叶流通环节征收，税率为每担1.7元。地方茶税税率为每担0.2～0.4元之间。
毛茶山价则根据毛茶成本、市场供求、毛茶种类和茶叶品质而定。民国23年武夷山乌龙茶山价为每亩0.15～0.20元，
水仙茶山价为每亩0.30～0.40元。茶叶贷款则由茶农或茶庄申报，经福建省茶叶管理局核准由银行放贷。本季结束后还清贷款额。民国26年崇安县申请贷款的茶庄有21家，占茶庄总数138家的6.6％，贷款额21.22万元。
民国19年5月，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民国20年，崇安苏区实行土地改革，县苏维埃政府通令全县：“凡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茶山(茶园、茶丛)无代价没收；资本家与富农的茶园不没收。”据此，对朱、万、潘、邱四家大地主和一些豪绅的茶山进行没收分配，使贫苦农民分得茶园，进行铲山垦复，增加群众收入。据统计，土改后第二年苏区全境即垦复茶山2000余亩，产量比前一年上升一倍。恢复茶园生产中，各级苏维埃政府都予以大力支持，从资金(用贷款形式)、生产资料供应(低价售给茶农)和税收(头年免税)等方面扶持茶工、茶农，发展茶叶生产。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在民国20年5月扩大会议议案中指出：“崇安苏区以茶叶生产为重……茶叶要采取奖励生产事业(特别武夷岩茶)的办法，对农民分得田地、茶山时，须努力耕种开铲，以免荒芜。如因怠工致田地、山场荒废者，苏维埃政府得全部或一部分收回，另奖给他人使用，并对致荒者应拘役处分，积极开垦者应给予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