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元勋的二十世代先祖在这明末某年的夏天，心中无比的烟熏火燎。昨晚朝廷的官兵不知为何夜宿武夷山的江墩庙湾。兵丁们把采摘的茶青作为热被，横七竖八睡了一夜。江氏见状敢怒不敢言，只有等部队开拔离开桐木关，才急急忙忙清理起茶叶来。茶青已经开始发红，顾不得心痛，江氏先将茶叶搓揉后，用当地特有的马尾松柴块认真烘烤。可是做出的茶叶与先前大不一样，色，乌黑油润；香，一股清清的松脂；味，甜甜的蜂蜜。家人和乡党都不愿饮用。无法，江氏只得将茶雇人挑到几十里开外的星村贱卖。没想到第二年竟有人上门指要此茶并以数倍价格订购。
这就是中国三大类茶之一的红茶诞生经过。一位茶农出于对茶的热爱，不经意间实现茶叶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如果从其日后对世界影响看，这一小小技术变化不亚于任何一个重大发明创造，就武夷山本身而言其意义更是不可估量。武夷茶初名于汉。汉武帝品饮之后赞曰，“久味之，殊令人爱，朕之精魂不觉洒然而醒”。到唐已颇具知名度。诗人徐夤有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朝廷高官孙樵赠送武夷茶时，还要修札一封，特别交待，“此徒皆清雷而摘，释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及至宋朝更是登峰造极名声大噪。不仅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苏轼、司马光、黄庭坚、陆游、朱熹等大家赋诗题填词，“从而张之，武夷茶遂名驰天下”，就连皇帝宋徽宗也亲历亲为，品茶分茶，撰写“大观茶论”，赞武夷茶“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到了元代，武夷茶地位仍然尊贵。成吉思汗的大臣耶律楚材如此道来，“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窃黄尘塞五车”。所以他“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正因此茶珍贵，朝廷便在九曲溪畔设立了皇家御茶园，时光转到明代，武夷茶却名声大跌。明洪武二十四年，一道特殊的诏令从紫禁城里发出。诏令规定，从今往后贡茶一律由团茶改为散茶。因为团茶制作要求甚高，耗时耗力。布衣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知是体恤茶农疾苦，还是要表明励精图治，反正下令“罢造团茶”。一向制作龙团凤饼的武夷山，不谙芽茶的加工，一时难以适应。清代的周亮工这样描述当时武夷茶的尴尬处境，“前朝不贵闽茶，即贡亦只备宫中浣濯瓯盏之需”，茶农尽砍其茶，以至连非贡不可的茶叶，也只得以延平府之茶代之。对武夷茶颇有研究的邹新球先生认为，正是红茶的出现，一改武夷茶的明朝颓势。“岁所产数十万，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 ”。而武夷红茶能够应运而生，得益于政治和技术两大因素。斯时建宁太守上奏免贡芽茶，使得当地茶农可以休养生息，积极改良茶叶栽培和加工。“崇安县令招黄山僧以松萝法制建茶”，带来了加工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所谓“松萝制茶法”实际上就是炒青绿茶的工艺。用这种办法加工发酵过的茶叶，就成为今日红茶的传统工艺，那就是“茶青——萎凋——揉捻——发酵——过红锅——熏焙——复火”，有关茶书记载了这一变法，“近有以松萝法制之者，即试之色香亦具足。经旬月，则紫赤如故”。色多紫赤、汤色红艳恰恰是全发酵红茶的品质特征。史实表明，明朝后期红茶在武夷山已经呼之欲出，而江元勋先祖偶然的把经过天然萎凋揉捻和发酵的茶叶，按照当时“松萝法”去加工，于是便催生了武夷正山小种红茶。历史往往是这样富有戏剧性。“有心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明明向着目标前行，抵达的却是另一个彼岸。然而伟大的发明创造往往肇始于偶然。
江元勋的先祖绝对没有想到，他意外做成的红茶能够卖得那么俏，走得那么远，以至今日世界各类茶叶销售中，红茶的份额占到总量百分之八十以上。一部武夷山茶叶历史就是这方碧水丹山开放的历史。武夷红茶走向世界，不外水陆两路，不少专家认为最早将武夷红茶介绍给外国人的是郑和。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带出大量武夷茶作为礼品馈赠沿途各国，打开了茶叶出国之门。而首开武夷红茶海上贸易之路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16世纪末的荷兰“海上的马车夫”老大，商船吨数占欧洲总数的四分之三。按照中国茶经叙述，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把少量的茶叶运回国内后，就象久旱逢甘露一样，茶叶饮用很快在欧洲风靡起来，于是茶叶成了西方与中国贸易的主要物产。荷兰商人当时大都在今日印尼爪哇、不丹购买由厦门人运去的茶叶。而这些交易的红茶便是武夷红茶。不少书籍都记载了这一史实。《与雷诺阿共进下午茶》一书写道，“在17世纪时，已经开始制作红茶，最先出现的是福建小种红茶，这种出自崇安县星村乡桐木关的红茶，当17世纪荷兰人开始将中国茶输往欧洲时，它也随着进入西方社会”。清初，朝廷实行“海禁”，但是已经一日不可无茶的西方和追逐高额利润的中国商人，顺应变化开辟了陆上的武夷茶路。两个地名被当时茶商们常挂在嘴边，那就是茶路的起点和终点——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村和中俄边境的小城恰克图。恰克图在俄语里意思就是有茶的地方。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清政府要求，所有中俄贸易只能在这个小城中进行。从武夷山下梅起程，一路往北，翻过分水关，到铅山装船，沿信江过鄱阳湖，经九江，过长江转汉水至湖北襄樊起岸，然后经河南到山西大同、张家口，再出关穿过蒙古草原到达恰克图。迢迢万里，车装船运马驮骡拉身挑肩扛，大江大河高山峡谷草原沙漠，这是一条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著名国际贸易线路——万里茶路。它凿通了闭塞的中国与遥远西方的联系，造就一大批诸如“晋商”之流民族企业家，也催生了古老的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融合发展。[FS:PAGE]
武夷红茶给欧洲文明带去的美感，不仅仅是生理的，而且是文化上的，甚至是渗透灵魂的。应当感谢那位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她在同英皇查理二世的婚礼上，频频举杯。杯中的饮料并不是法国露易十三葡萄酒，也不是澳大利亚的蓝山咖啡，而是晶莹剔透、清香甘甜的武夷红茶。红茶的美伦美奂和神秘高贵，倾倒了皇家贵族。据说参加婚礼的法国皇后为了打探红茶秘密，竟派卫士潜入皇后寝宫侦察。凯瑟琳因为开创英伦三岛贵族饮茶风气，遂成为“饮茶皇后”。同样，俄国沙皇罗曼诺夫，1638年从贵族斯塔尔科那里获得两桶武夷红茶，品饮后深深爱上它，喜欢之余还四处热情介绍。正因为皇室带头，武夷红茶的身影遍布欧洲每个角落，进入欧州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应当说中国茶种类丰富，出口品种也不仅限于红茶，但是从外国人对茶的称谓就可看出他特别钟爱武夷红茶。原先西方按中国人的发音称茶为“cHa”，自从武夷茶打厦门出口后，便带有厦门口音叫“Tea”,又因为武夷红茶汤色赤红近黑，当地人原称为“乌茶”，所以也称为“Black Tea”,或者称为“Congou tea”和“Lapsang Souchong”,无论是哪种称谓，都融进了武夷山红茶有关的福建口音，1762年，瑞典植物学家Linnt把“武夷变种”作为中国茶树代表。1840年前后，西欧科学家把茶叶中分析出来的没食子酸混合物称为“武夷酸”，而Bohea意译为中国红茶，实则音译为“武夷”。西方人喜饮武夷红茶是有原因的，长期食用熏制肉食品的人们，最适合口味和具有解油腻的功能的是红茶，他们人体中需要这种发酵燥化的绿色植物来补充所需的营养。政治家如此，因为没有什么能象红茶那样“既止渴，又有营养，使有煽动性的政治家精力得到恢复”；工人也是如此，英国经济史学者J·A·威廉逊曾说，“如果没有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活干下去”。武夷红茶既征服了西方人感官又征服了他们的心，茶道的“和静清寂”精神或多或少的影响了西方人的思维，著名学者陈艺鸿教授说，“喝茶的习俗对当时俄国人心理影响是挺大的，彪悍刚烈的性格有时也能适度地收敛”。在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流传着这样谚语：没有茶的下午不是一个美好的下午。文人骚客对武夷红茶不吝笔墨，极尽能事大加赞赏。拜伦在“唐璜”里求助武夷红茶，易卜生在剧作中大声呼唤武夷红茶，约翰逊博士则深情写道，“以茶来盼望傍晚的到来，以茶来安慰深夜，以茶来迎接早晨”。西方人对武夷红茶的崇拜有如神明，每当贵族饮用武夷红茶时，总要起立向茶和种茶人表示尊敬。长此以往，西方形成了饮用红茶的种种礼仪传统，对饮茶时间、场所气氛、茶叶品种、茶具品质、冲泡要领，甚至摆放的方式都十分讲究。武夷红茶改变了欧洲的时尚，成了他们自诩的优美绅士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
江元勋的先祖当然更没想到武夷红茶交易背后的风云变幻。同红茶高贵品质高雅文化背道而驰，竟与阴谋、间谍和战争相联，影响了历史进程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著名作家邓九刚先生断言：“以武夷山为起点的茶叶之路重点富了山西，所以在山东和长江流域爆发太平军起义时，山西基本没有响应，如果山西响应，清朝可能要提前百十年垮台。同样茶到欧洲，也带来政治上的影响。最初茶叶经营是荷兰人垄断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进献给凯瑟琳皇后的两磅红茶也是从荷兰人手中购得，由于饮茶风日盛，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水火不容，英国制定航海法，规定外国进口货物到自己属地包括美国，只能由英国船只载运，这就导致两度英荷海战的发生。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从而国际茶叶贸易也由英国垄断，166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政府授予茶叶专营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这个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贸易和对欧洲往来货运的垄断权，由于进口茶叶成本昂贵，英国加重征收茶叶赋税，1773年作为英属殖民地的美国波士顿茶党，将停泊在港的东印度公司船上茶叶倾入海中。这件事成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但事隔十一年后，独立了的美国派出第一艘“中国皇后号”快船驶向中国，从此武夷茶进入北美市场。有资料显示，鸦片战争前八十年间，仅广州港就有五千一百多艘外国商船前来交易，载着从世界各地掠夺来的白银黄金抢购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根据邹星球先生的计算，武夷红茶在十八世纪末出口最高年份达到60万担，加上其他产区的红茶最高年份达到165万担，每担大约可售30两白银。茶叶贸易给大清帝国带来巨大财富，因为要求采用白银交换，以致外国商船驶往中国装载的百分之九十都是白银，当时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白银都聚集在中国，一度曾出现不可思议的钱贵银贱现象。英国为扭转巨大的贸易逆差，遂生产鸦片，倾销中国。中国奉献给西方的是有益身心健康的茶叶饮料，换回的却是有毒罪恶的鸦片。理所当然遭到有识的中国人抵制，林则徐虎门销烟，堵住了英国人的财路。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战争结果是中国战败，五口通商。其中福建占了两个口岸厦门和福州，这是英国人最希望得到的，因为如此可以控制武夷红茶出口。不过对于英国人来说，这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因为武夷红茶价格之高高于黄金。当时流传喝杯红茶，要掷三块银元。1745年1月11日，瑞典哥德堡号从广州启程回国，在距离家乡大约900米的海面上透明礁沉没，损失惨重。后来人们从船上捞起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号”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甚至有所获利。于是，英国成立茶叶委员会，着手在印度发展茶业种植和加工。不过始终没有成功，他们生产的茶叶质量太差，根本无法与中国红茶匹敌。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起，印度开始大量出口红茶，到十九世纪初印茶输出首次超过中国，相当于华茶出口的一倍，到1918年中国红茶占世界茶叶市场的份额已下降至7%。这背后究竟发生什么？是什么原因终结了世界茶叶市场清一色中国茶的历史？“参考消息”登载的法国2002年3月出版的“历史”月刊披露了一个惊天秘密：英国罗伯特·福琼当年窃取了武夷红茶制茶技术。这位英国人的合法外衣是植物学家，他曾多次到过武夷山，采集过100多种西方所没有的标本送回国。他对武夷九曲风光十分迷恋，曾绘有一图在国际植物学杂志上破例发表。东印度公司为了攻下红茶的技术难关找到了他。每年500英磅报酬的诱惑，终于让他撕下绅士的外衣，充当起经济间谍的角色。从东印度公司的资料中发现，福琼于1849年2月间又秘密潜到武夷山，了解了红茶生产的过程和核心技术，并招聘8名中国工人，于1851年3月16日乘坐一只满载武夷茶种和茶苗的船只抵达加尔各答，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在印度成功制作出武夷红茶，至此，被称为“近五千年历史的诀窍”武夷红茶种植加工技术流传到海外。武夷红茶一统天下的风光不再。
武夷红茶又红起来，是在这个世纪初，尤其被国内茶客普遍看好，2009年的春节，价格不菲“正山小种”的“金骏眉”居然断货。品饮红茶总是充满着优雅时尚和诗情画意。或凭栏举杯，或对月端盏，你的心中便会远离客套寒喧中的暗藏玄机、觥筹交错里的刀光剑影、歌舞升平间的逢场作戏，人世上嘈杂与浮华都成为淡淡的过去。唯有手中的这樽红茶清醇动人，那梦幻般色彩仿佛春天的花，少女的唇，生命的翅，无穷的媚。然而如此高贵的红茶并不被制作者本身宠爱。武夷山有句话，“武夷山有一怪，正山小种国外卖”。专家在调查时奇怪发现，“产区农民生产红茶而又从不饮用红茶”。其原因何在？是不习惯饮用这种另类茶叶；还是“卖油娘子水梳头”的俭朴使然？我想起了武夷红茶初入英伦三岛时的风波。当时英国朝野之间对茶分歧十分尖锐，反对者认为茶不利于健康，而且是奢侈品，清教徒说不如把喝茶的钱用于慈善事业更为博爱，英格兰甚至出现清除“茶的威胁”的声势浩大的国民运动，英国自由党人讽刺对手鲁利勋爵就用茶作为武器，“茶叶色色，何舌能辩，武夷与贡熙，白毫与小种、茶熏芬馥，麻珠稠浓”。这种争论直到工业革命全面完成，农民工人收入显著提高，红茶从皇室的特饮变成大众饮料而普及，“旧时王榭堂前燕，飞进寻常百姓家”，红茶极其高雅的文化才被社会所普遍接受。由此看来，唯有国运兴，才能红茶兴，盛世才饮红茶。（张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