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袍”身世大揭秘

如果按“县长命名说”，虽然有“大红袍，民国三十二年，吴石仙题”的摩崖石刻，从而有人推测“大红袍”得名于1943年，但《武夷山茶与风景》一书出版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书中却清楚地交代大红袍“成名虽然出于品质的优良，但大半还是宣传的功效。”假使大红袍得名于1943年，但在命名不到一年，又值战乱年代，显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宣传功效。而且，在成书于1921年的《蒋叔南游记》（蒋希召著）第一集《武夷山游记》中写道：“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可见，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大红袍”茶了。

清朝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一斑禄·杂述》（1839年）卷四里说：“……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宁府（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旗”，指的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枪，古人常以“旗”、“枪”指代茶叶），按照“五十年来盛行于世”推算，“大红袍”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这段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清朝“大红袍”文字记载的空白，把“大红袍”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

经过茶叶科学部门检测，现存母树大红袍的树龄在360年以上。360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现在“大红袍”母树仅剩一处，不排除天游、北斗等他处的已故“大红袍”母树的树龄超过360年的可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大红袍”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明代。

近年来，随着“大红袍祖庭”——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为“状元报恩说”、“大红袍”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1991年，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从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那么，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受封呢？

《明史·胡潆传》记载：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潆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潆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潆至，急起召入。潆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潆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这段文字说的是：明成祖夺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有人说建文帝流落海外了，有人说建文帝出家当了和尚。为了赶尽杀绝，免除后患，明成祖派礼部官员胡潆（1375—1463）与宦官郑和分别以寻访张邋遢(张三丰) 与“下西洋”为幌子，在国内与海外排查建文帝的下落。同时，文中“遣潆颁御制诸书”之句，其实是指明成祖为了掩人耳目，收买人心，忏悔恶业，广泛“颁御制诸书”敕封寺院宫观。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永乐”字号，至今在全国许多省市仍有许多以“永乐”年号命名的寺院。天心永乐禅寺于此际受敕封，自在情理之中。

上文虽然只交代了胡潆“十七年（公元1419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来过武夷山。但在《武夷山志》（清·董天工著）专门记载来过武夷山的历代名贤的篇章《名贤下·遗补》中有“胡潆，字源洁，武进人，明建文庚辰进士，官礼部尚书”的记载。说明胡潆确实来过武夷山。《武夷山志》还收录了他的《题画武夷图》、《望武夷，因文公精舍在此，不胜感慨》诗两首。此外，在佛教古籍《瑞岩实录·诗偈》（清释元贤著）中有胡源洁的《夜宿天心》诗：

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

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彻夜品饮“大红袍”的情形。可见在当时，尚在明初的时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大红袍”之名。这些事实与“状元报恩说”几乎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