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袍”身世之谜

　　看完以上的文字，我们已经明确“大红袍”母树现在仍然实实在在地存在，纯种正本的大面积的大红袍也存在。“大红袍”无论从茶树的树型、叶型以及萌发期和品质、香型、岩韵都不同于肉桂、奇丹等其它茶品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存的“大红袍”这株母树，是不是历史上最早被命名为“大红袍”的那株？这就有赖于茶叶科研人员做进一步研究工作，本文这节则要探究“大红袍”身世之谜。

　　在对于“大红袍”由来的传说中，有“状元报恩说”、“皇后治病说”、“县丞祭茶说”、“县长命名说”等几种说法，下面笔者想对几种说法逐个作个分析判断。

　　一是“皇后治病说”。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情理和逻辑。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试想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皇后得了“鼓胀病”，要用“大红袍”来消积治病，即使用快马，也要十天半个月，且一路上山高路陡，马能否跑这样的山路？可见，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二是“县丞祭茶说”。虽然自古以来武夷山就有祭茶的习俗，也是地方官员出来领头进行祭茶活动，但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是不合乎古代官场严格的着装礼制，故这种说法也有些牵强了。

        三是“县长命名说”。因为现在武夷山九龙窠“大红袍”摩崖石刻，是民国三十二年县长吴石仙书写，由天心村石匠所刻的，因此有人推算“大红袍”得名于1943年。这种说法有点简单化。1921年蒋希召著的《蒋叔南游记》第一集《武夷山游记》中写道：“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可见，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肯定有“大红袍”茶了。还有清朝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一斑禄·杂述》卷四里写道：“……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宁府（现建瓯市），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管辖；“旗”，指的则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枪，古人常以“旗”、“枪”比着茶叶，按照“五十年来盛行于世”推算，也就是说“大红袍”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名扬天下了。足见，“县长命名说”不准确了。

　　四是“状元报恩说”。说的是明初有个福建籍举子雷镒赶考途经武夷山，中暑昏倒路旁，被天心寺僧人抬入寺中，以茶入药为其治病。举子病愈后赴京考上状元，回天心寺报恩，方丈说救他的乃是一株茶树，雷镒即以状元大红袍披盖此茶树，以表谢恩。这个故事不胫而走，从此，这株茶树就被人们称为“大红袍”。这种说法，最合情合理，也最令人信服。其理由是：

　　大红袍，顾名思义就是大红的袍服。我国服饰的发展史上，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明朝洪武时期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朝廷明确规定“一至四品着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绿袍。其中“绯”就是指大红色。刚中状元显然还没有品级，但状元地位特殊可着红袍，“大红袍”茶出现于明代比较合理。

　　《明史·胡潆传》记载明成祖广泛“颁御制诸书”敕封寺院宫观，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永乐”字号。朱棣为追杀建文帝，曾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胡潆到了武夷山时入驻天心寺，爱喝茶的胡潆听了“大红袍”的故事，便请旨敕封，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并正式册封九龙窠那株茶树为“大红袍”茶。清代释元贤著的佛教古籍《瑞岩实录·诗偈》中有胡潆的《夜宿天心》诗：
云浮山际掩禅院，
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径不寒林影下，
红袍味里夜可无？

　　这首诗描述了作者夜宿天心寺，彻夜品饮“大红袍”的情形，足以证明，尚在明初天心寺僧人就有“大红袍”一说，与“状元报恩说”十分吻合。综上所述，“状元报恩说”和其他说法相比，更具有史料性、文化性、逻辑性、合理性，其故事情节、时间、地点、人物均和有关史料记载相符合，顺理成章，令人信服。

　　行文至此，“大红袍”神秘的面纱已被揭开，“大红袍”的身世及“大红袍”母树真假之争都在世人眼前展示其“庐山真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