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与饮茶，似乎从来都是文人生活不可少的点缀。然而“文人生活”的范式起于何时，人们又是在何时对这种姿态有了约定俗成的接受和认识，却是一桩难以查考的事情。推详起来，酒还好说。诗经时代的人们已经用它祭祀、饮它消愁；更经魏晋名士们一再提倡，逮及唐宋早成巍然大观。可是相较起来，茶的历史虽也悠
不可小觑了文献的功用。规矩成文，流播便广。陆羽们小心秉持的做派，总算为宋人所继承。宋代茶诗层出不穷，到底从酒歌那里分来一席之地。并且，宋代爱茶的文士，大多名气很响，不是官做得大，就是作文写得好——苏轼就是一个好例。一篇《叶嘉传》，拟人写物，亦庄亦谐；一句“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芽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小中见大，潇洒出尘，更不知迷倒过多少老少粉丝。
研究一个人的楷模作用，不能只看其文章风义。大名人的行事嗜好往往被后世模仿，苏轼爱茶出名，对于茶的扬名正是有功不小。今天各地茶叶，往往抬出其诗文来做包装，建茶更称当仁不让。其《和钱安道惠寄建茶》诗有“雪花雨脚何足道，啜过始知真味永”的称颂，那也罢了。最难得是他老人家贬官海南后，发现一泓好水，泡了茶便写信给朋友：已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这份怡然忘忧的襟怀，真是最好的广告。
武夷茶无妨视为建茶的一种特指。虽然唐代孙樵在《送茶与焦刑部书》里已经称它们为“晚甘侯”，但它受宠的盛况，还是苏诗表出的。那首诗写得不“好”，全无髯公的风流韵致。然而文字背后的人格俨然更可敬佩。作者懂茶，也尝过武夷茶，却不能容忍将它作为绝珍，致使官催进贡，民不聊生。他说：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出新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行文至此，苏轼和武夷茶的故事已讲得差不多了。还有余话，不过两句。一是今天所称的“武夷岩茶”，实则是一种经半发酵烘焙制成的乌龙茶，其工艺要晚至明嘉靖以后才渐渐创制并完善——若说苏轼爱喝的是晚生这许多年的“武夷岩茶”，不免就有些鸡同鸭讲了。二是，我始终觉得，苏轼的可爱，在于他说起茶道一套一套，也能够优雅雍容地去实施；但却更在于他并不时刻标榜那些文人的张致，有一天“日高人渴漫思茶”，便也施施然“敲门试问野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