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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进入英国比茶叶略早些，所以早先茶叶是在咖啡馆出售的，如伦敦《政治公报》周刊（《Marcurins
politicus》）在1658年9月23日刊上登载了一则广告：“中国的茶，是一切医士们推崇赞赏的优良饮料，在伦敦皇家交易所附近的斯威汀兰茨街‘苏丹王妃’咖啡店内有货出售”。
红茶是由荷兰人几乎是同时传入英国、德国、法国，但红茶在进入德国法国时却没有那么幸运。由于啤酒作为日常饮料已在德国扎下根，茶进入德国时只不过有关于茶作为药物有无效果上的一些争论，由于茶价过于昂贵，而没有进一步扩大到国民各阶层。同样的原因，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地中海葡萄酒文化圈，红茶也难以与之竞争。同法国和德国等其它欧洲诸国相比，除水以外，英国可以说是一个饮料贫乏的国家。英国的水是软水，与欧洲大陆的水不同，适合于做饮料用，因此用欧洲大陆的水沏茶，缺少茶味和茶香，茶还是在英国饮用最香，因此饮茶能轻而易举地打进了缺乏传统饮料的英国。
英国在17世纪中叶，先后引进了咖啡、巧克力、茶、这3种进口饮料，为什么唯有茶战胜了其它饮料而占了优势呢？主要是缘于当时欧洲人对东方文化的崇拜心理。当时的中国是文化高度发达的神秘的先进国家，茶是其代表性的文化。茶始终闪耀着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而巧克力、咖啡都没有这种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到了18世纪，由于茶叶国际竞争激烈，英国降低了茶叶关税，关税的降低使茶叶的价格大幅下降，反而促进了茶叶在英国下层劳动者中的普及，而咖啡、巧克力的价格相对较高，难以在中产阶级以下的民众中普及开来。
在绿茶外传的过程中，但因味苦涩，令外国人难感兴趣。早期尝过中国绿茶的欧洲人利马窦说过：“中国人为何要自讨苦吃？”红茶则不一样，它没有苦味，且红叶红汤晶莹剔透，泡出的茶汤象杯香醇的红葡萄酒，特别是正山小种红茶有一股浓郁的桂圆香味，芳香无比，所以它一传到英国即能被广泛接受。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茶道、茶艺早已形成。在中国绿茶、红茶、乌龙茶这三大茶类中，十九世纪之前红茶为国人了解甚少。然而武夷红茶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17世纪中叶武夷红茶飘洋过海来到英伦三岛，就被皇室捧为稀世珍宝。在英国，饮茶的高贵、华美之形象，是与皇室对茶的热爱和推动分不开的。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皇查理二世时带去中国红茶作为嫁妆，人称其为“饮茶皇后”。关于凯瑟琳皇后饮用红茶还有一则轶闻：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在嫁给英皇查理二世的盛大婚礼上，频频举起盛满红汁液高脚杯回谢王公贵族们的祝贺，高脚杯的红汁液到底是什么？参加婚礼的法国皇后为了解这秘密，而派卫士潜入皇后寝宫，卫士探得皇后天天饮用的小碎叶是中国红茶，想偷点回去献给法国皇后，不想被当场捉住。在法庭审理时，法国卫士说出了潜入皇宫的动机，是为了探听红茶的秘密，这使中国红茶一下在英国家喻户晓。凯瑟琳皇后是带动英国宫庭和贵族饮茶风气的开创者。随后安妮女王提倡以茶代酒，掀起英国皇室贵族饮中国茶的风潮。
由于皇室对武夷红茶的爱好，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64年从荷兰人手中购得二磅武夷红茶进献凯瑟琳皇后；诗人瓦利向凯瑟琳皇后祝寿时作有一首茶诗，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难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祛烦累”的诗句。于是在17世纪后半期，为追随皇室饮红茶之风，出现了许多爱好茶，歌颂茶的文学家、诗人，他们留下了许多关于饮茶的动人诗篇，甚至挪威易卜生的作品里也有。如英国作家奥维格顿（Joha
Ovington）在169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饮茶具有神奇的疗效，欧洲人习惯了饮酒，但这能损害人的健康；相反，饮茶却能使人头脑清醒，使酒鬼恢复理智。”18世纪著名的文学家约翰逊博士写道：“以茶来盼望着傍晚的到来，以茶来安慰深夜，以茶来迎接早晨。”19世纪初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在其《唐璜》诗中有：“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
赞美之句。
当然红茶的传播在英国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在英国朝野出现了关于茶的争论的高潮。茶的反对论者认为，茶不仅对健康不利而且从清教徒的禁欲精神和博爱主义立场来看，茶是奢侈品，如果有钱喝茶，还不如把喝茶的钱捐于贫民的慈善事业。在英格兰等地还出现了清除“茶的威胁”的声势浩大的国民运动。艾尔郡佃农的共同决议中有：“因为饮用茶的上层社会的人大都是身体纤细的，因此，不能不断言，对于把我们养成健康而有男子汉气魄的人来说，茶是不适宜的饮料。所以，我们在抗议茶的同时，还想说一句：想成为身体脆弱，懒惰，无用之人的就请随便饮茶吧！”这里把农民对染上饮茶之习的上层社会的反感，当作喝茶的过错来攻击茶。
这种关于饮茶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随着英国农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展开，农民和工人的收入显著提高，茶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饮料而普及巩固下来时，茶的反对论几乎就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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